第一次耳闻《尘埃落定》，是两个月前采访知青文学时。当时颇感惊讶的是，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藏族青年的作品，何以使《人民文学》这一权威出版社的几位老总交口称赞，如高贤均副总编不无玩笑地引述评论界的说法：“什么是茅盾文学奖，这就是。”这部描写一个傻乎乎的“阿甘”式的土司儿子的命运遭际的作品问世之后，即刻就引来了如潮的好评，认为此书传达了“经典来临的消息”，其艺术成就“丝毫不让《古船》、《白鹿原》当年”。在细细地阅读了这部作品之后，记者采访了只知其书而不晓其人的该书作者阿来。
据此书的责编之一脚印女士介绍，阿来生长在四川阿坝地区的一个土司之家，有着深厚的藏族文化底蕴，恢复高考以后，在一所水利专业的中专学习，现在成都《科幻世界》杂志社任编辑。《尘》书之前，发表过诗歌和小说。
4月15日，记者与阿来通上了电话。他的普通话很好，声音浑厚、谈吐质朴自然，他说正要陪中央电视台到他生活过的地方去拍外景，很忙。记录了我的采访提纲，翌日就发来了笔谈的电传。电传稿是电脑打字，下面用钢笔手写了几行附言，书法颇有功力，粗犷豪放。对于“出身土司”之事，他否认：“在血统上，我和小说里描写的那种家族没有任何渊源。而我生活的时代正是从小说终止的地方开始。在我们生长的时代，什么样的出身已经很不重要。”
对于自己的经历，他进行了小说式的描述：“我出生于一个二十多户人家的小山寨里，小村子的名字在我的一些小说里出现过：卡尔古，是山沟更深处的意思。你可以想象她有多么僻静遥远。但这种僻远却不能逃避这个时代所必须经历过的一切。我在村里只有两名教师的小学里上小学时，就经历过所谓的复课闹革命，也为走‘五七’道路经常参加劳动。童年时代的记忆中最多的是那个时代的饥饿与匮乏，那种无奈中的木然与悲哀。十三岁，我离开家，到几十公里外乡村中学上学。那个时代的新潮人物中，我比较喜欢黄帅，但不喜欢张铁生。也就是说，我是一个成绩好而又不驯服的学生。然而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我又回到乡村。乡村里，旧有的道德与规范早已崩溃，新的规范与道德形成却又遥不可及。生活贫困、纷扰，而又庸常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较之于展望未来，回忆过去往往更容易，更富于诗情画意。于是，一个逝去的时代带着残酷的英雄气，带着血腥的浪漫情在传说中越来越栩栩如生。”
在谈到他的创作道路时，他说：“到二十多岁，我开始接触到文学，并清楚感觉到这种东西给我的震撼。第一次读到普希金，读到海明威的那种难以言状的感觉，至今难以忘怀。我真正当成小说来读的是海明威的一个短篇，叫《印地安营地》，之后是菲茨杰拉德，是惠特曼，是聂鲁达，是叶赛宁，这个单子越来越长。最终的结果是，我也拿起了笔，做我自己想作的表达。我是从写诗开始文学创作的。诗歌之外，我还发表过一些中短篇小说，其中一些应该是有相当水准的，可惜没有引起多大关注。好在，我不是为了好评而写作。”
对《尘埃落定》这部作品的自我评价，阿来有着相当的自信：“小说写到三分之一，我心中就有种一部好作品正在诞生的强烈预感。当故事的轮廓逐渐清晰，灵敏语感变成了一股潜流，整部作品有了一个稳定而富于节奏的调子。小说和音乐一样，有的调子呈现很多东西，同时还潜藏着另一些东西，而有些调子却空空洞洞，一堆零乱的符号而已。”
当《尘埃落定》的好评涌来时，阿来非常高兴。他说：“我耐心地搜罗了一大堆报纸，只要有一句好话都不会放过，这些天老在书市上逛，看见自己的书在书摊上散布开来，心中不免暗自得意。不，那美妙的感觉远不是‘得意’两个字可以形容。”
对于“新的写作计划”，阿来答以：“写《尘埃落定》时，白天写作，晚上看’94世界杯。又是一个四年了，也许要等看完了法国世界杯再动手。计划容易有，题材也容易找，但要真正动笔，在情感上却需要更长时间的酝酿。酒捂在坛子里，只有到了启封的时候再启封，才会满屋飘香。”
万里之遥，似乎已经嗅到酒香了，是高原浓郁的青稞酒。
